虽然已经时值3月，但2015年春节以来，一场由微信红包引发的“爱心接龙”仍在继续。
2月17日，摄像师常鹏通过微信发布了一段由他拍摄的名为《希望》的视频，视频中的主角是黑龙江省鸡西市一名年仅5岁的白血病患儿小菲阳。
当天中午12点过后，常鹏一如既往地更新了朋友圈内容。“我将有关小菲阳的视频发到微信上了”。考虑到自己的账号拥有1200多个好友，算是一笔不小的“人脉资源”，常鹏特意将小菲阳妈妈的受捐账号、手机号码添加到了发布的内容中，“希望能帮她点忙”。
几分钟后，常鹏的手机开始显示收到红包。“一开始金额比较小，都是一块两块的。很多人把抢到的红包转给了我。”他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
接下来，他发现，不少好友在朋友圈中转发了这段视频。很快，“飞来”红包的数量和金额都开始增加。“慢慢出现了100元、200元的‘大包’。很明显，这已经不是抢来的红包零头了，而是主动的捐助行为”。
意识到这点后，常鹏立即致电小菲阳的妈妈韩文灵。“我让她赶紧登录自己的微信账号，并把她的账号信息加在了新的视频转发中，这样她本人就可以直接接收红包捐款”。
此时，韩文灵尚未感受到事情的变化。“最初她对这种捐助方式并不了解，以为只是一种网络游戏，红包金额只是虚拟货币，并不是实际捐助。”常鹏说。
事实上，微信网络另一端的韩文灵当时确实有点“懵”。“突然有很多人和我打招呼，要添加我为好友。手机也不断提示我有新的红包”。当意识到手机屏幕上不断增加的数字是来自四面八方的真实帮助，她感到“心里暖暖的，新年看到了新的希望”。
韩文灵使用的是一部价值399元的两年合约机，款式老旧。平时，这部手机的功能就是接电话、发短信。然而那几天，她一手攥着手机，另一只手不停地点击屏幕接收红包，中间几度死机。
最初，仅仅两天的时间，韩文灵共收到117个红包，共计7000余元。“最小的一笔捐助是0.01元，最大的一笔有1000元。”她介绍说。
不仅如此，捐助的辐射半径也在不断扩大：鸡西、佳木斯、齐齐哈尔、哈尔滨、内蒙古、北京、天津、深圳、非洲……捐助者迅速扩散，走出了东北，走过了长江，走出了国门，从北至南，从国内至国外。
“好心人一个传一个，像传递接力棒似的。小菲阳不算幸运，但有这么多好心人，她又是幸运的。这些好友通过我的微信、相册，了解到我女儿的最新进展并且通过转发又传播出去。现在，每天我都会通过微信日记的方式，把孩子的情况告诉大家。很多人还到医院来看我们。有买连衣裙的、有送水果的，还有人拎了一箱笨鸡蛋。”她说。
3月13日，当韩文灵再次查看微信好友目录时，总数已经从最初的20人增加到750人。红包数量接近700个，累计获捐金额6万余元。此前，她获得的两笔主要捐款来自当地民政部门及慈善机构，总计两万元。
这并不是国内首例以微信为平台的捐助案例。2014年3月，苏州市慈善总会（基金会）微信平台正式上线，通过微信平台发布救助项目、筹集善款。
2015年2月9日，“免费午餐”发起人邓飞利用微信朋友圈召集人们加入“青螺营”，并将抢到的红包捐给“免费午餐”公益项目。截至2月26日，包括“免费午餐”和大病医保在内的5个公益项目利用微信抢红包平台筹款近182万元。“免费午餐”仅春节半个月的筹款金额就相当于去年腾讯公益平台捐款总额的六分之一。
2月19日，碧心青少年关爱基金借助微信朋友圈开展“零钱公益”行动，号召人们为抢到的红包“找个好去处”，并在朋友圈发布募捐链接。截至3月1日，募集到善款5.3万多元，共1698人次参与捐款。此外，麦田教育基金会也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号召人们用微信红包为“一人一本”公益项目筹款。当天，该项目便筹到10980元。
当指尖的一个点击涉及真金白银的捐助，信任与持续性则成为下一个重要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唐钧对这一捐助模式持保守态度。“目前，微信红包仍然有很大的局限性，确保这个平台上的捐助行为公平、公正、透明地展开并不容易。如果人们对这种模式的信任感不高，则很难将这个公益平台进一步推广和做大。”他说。
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大爱清尘基金秘书长赵若彤对微信红包的发展前景持观望态度。“很多人把捐款链接发到了朋友圈，这样一来他们不仅是捐款人，还承担了项目发起人的角色，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这是这个平台的优势。但是，基于微信平台的红包捐助是建立在熟人圈子的基础上，与微博的开放式平台截然不同。如何将熟人经济转化为持续的捐助力量还有待思考。”她说。
作为小菲阳捐助事件的主要参与者，信任和持续性也是常鹏非常关心的话题。“此前的现场捐助活动上，我是以摄像师的身份参与其中的。其实录像行为的本身，就是为了增加事件的透明度，让公众产生信任。”他说。
当捐助红包从四面八方“飞”到自己的微信账号时，常鹏也在第一时间考虑到了捐款的透明度问题。“起初，我将韩文灵的受捐信息标注在页面的最底端，加上银行汇款的方式比较麻烦，因此不少好友都选择将红包发给了我，我再一个个转发给韩文灵”。
但是随着金额逐渐增大，常鹏很快意识到这个方式不妥当。“我是出于个人意愿的帮助行为，并没有任何利益因素。我不希望因为接触了捐款，而让朋友们对我的初衷、钱的去向产生疑问。”于是，常鹏便将韩文灵的微信信息添加在显著位置。
“我的感受是，捐助者对捐款的去向其实非常敏感。一些很小的细节都会影响信任度。”据他回忆，由于韩文灵并不能熟练运用微信功能，很多朋友的捐款迟迟无人接收。“不少人还因此给我打电话，询问她是不是真的需要捐助？为什么不接收红包？实际情况是，她起初并不能熟练使用微信，加上捐款太多，频繁死机”。
作为受捐者，韩文灵也在尽力让捐助者感受到诚意。虽然操作并不熟练，她仍坚持向每个捐助者发送收到红包的截图，并且一字一句地打下感谢语。“谢谢你的祝福和50元捐款，谢谢了，太感谢了。”“谢谢你的100元捐款，真的非常感谢。”“虽然见不着面，但希望大家能感受到我的感谢。”她说。
“这件事情之所以从最初就能得到信任，主要是源自朋友们对我个人的信任基础。但是随着事情不断进行，仅仅依靠个人的资源肯定不够。之前我们就曾担心，春节过后捐款会不会锐减？毕竟韩文灵需要持续的而非一时的帮助。所以，还是希望可以得到相关机构的关注和介入。每天会发生很多不幸的事情，个人的救助力量还是太分散、太有限。”常鹏表示。
目前，对于“红包捐助”的信任及持续性议题，不少公益组织已经作出了尝试。麦田教育基金会秘书长詹敏曾表示，近期会对微信红包筹款进行总结，并向公众进行反馈，还会向提供了真实通讯地址的捐款者寄出孩子们的感谢明信片，以此来告诉捐款者的捐款去向。
“免费午餐”广州办事处负责人方晴则表示，通过腾讯公益“一起捐”募得的金额都会及时显示在筹款链接中，保证过程透明、公开，相关工作人员也会前往学校监督、检查。
针对这一捐助模式的发展，赵若彤给出了几点建议。“任何一个公益项目能够做大做强，首先必须保证项目资金的公开。对于微信红包这一公益模式，腾讯公益应该率先做好表率，在自身平台的公信力打造上必须进一步加大力度。其次，在发起一个公益项目时，如何用一种更有趣、更贴近百姓自身的方式来打动大家，也是提高人们参与热情的有效途径”。
此外，赵若彤建议，在各个公益项目的执行上，团队应该提高效率，提高执行力度，拖得太久，也会影响大家参与的热情。对于新媒体传播平台来说，没有安装微信和微信支付的人肯定不在参与的人群中，因此，新设备、软件的普及也直接关系着这个公益平台的发展前景。
对于韩文灵而言，治愈女儿的道路还很漫长。“目前的捐款一个疗程就花得差不多了。医生建议要做8次化疗，或者更好的选择是进行骨髓移植。这样治疗一次性花费很大。我也因为花销问题考虑把她带回家休养，但医生说这样做癌细胞又会死灰复燃，之前的努力都白费了。”韩文灵说。
